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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5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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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文革”期间的上海,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。

    因此,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。

    他们不可能知道,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,而我,那么要面子,必定是饿了几顿纔会讷讷开口。

     有时,实在饿得抗不住了,又不好意思再“借”,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,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。

     正是饥饿,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,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。

    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,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:下乡劳动,养活全家。

     写到这里,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,那就是徐企平老师。

    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,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,再加上师生之分、年龄之差,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。

    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,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,彼此很少讲话,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,都来自于他,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,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。

    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,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,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,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,救救我父亲,救救我全家。

    须知,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,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,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! 其实,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,因此在“文革”十年间,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。

     让我感动的是,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。

    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,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,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。

    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,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。

    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,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,曾有一双无力的手,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。

    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,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。

    这正像,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,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。

    世事繁杂,时间匆匆,重者隐之,轻者显之,真言如风,伪言如盘,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?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,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。

    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,人少菜多,他很感惊讶。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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