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章
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，还用于待客，如《后汉书?徐稚传》：“陈蕃为太守，不接宾客，唯稚来，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
”又用于见吏，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，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，三个小吏模样的人，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（《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》，《考古》1966年第2期）。
宴饮时，榻更为常设，或主人自坐，或与宾客共坐。
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（图72）中，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，中间设食案，榻上还施以幧帐，一边饮酒，一边欣赏歌舞（《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》，《考古》1960年第1期）。
另外，还有一种特小之榻，配以榻登，用于登大床。
《释名》：“榻登施大床之前，小榻之上，所以登床也。
”（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8～239页） 床比枰、榻都大，兼供坐、卧。
一般为木制。
《御览》卷七零六引《后汉书》：“羊茅为东郡太守，夏日坐一榆木板床。
”也有石制者，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，长159厘米，宽100厘米，高18厘米，可容一人卧息。
在汉代，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，如《风俗通义?愆礼篇》：“南阳张伯大，邓子敬小伯大三年，以兄礼事之。
伯卧床上，敬寝下小榻，言常恐，清旦朝拜。
”大床常在一侧设屏、背后设扆，合成“屏扆”。
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（图73）。
汉代人在床、榻上的坐姿，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，因此，坐久了会感到累，甚至产生如《韩非子?外储说左上》提到的“腓痛、足痹、转筋”等现象。
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，膝纳于几下，肘伏于几上。
这种几被称为凭几，其几面较窄，一般在20厘米左右。
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，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。
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，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，颇为别致。
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，有的装四条栅状足，有的只装一条曲足，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，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（图74）。
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，木质部分已经朽失，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，其上部装合页，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。
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，几足有上下两层，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，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，结构很精巧。
在冬季，几上还加铺织物，如《西京杂记》卷一：“汉制天子玉几，冬则加绨锦其上，谓之绨几，公侯皆以竹木为几，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，不得加绨锦。
”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“素长寿绣机巾一”，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，可见《西京杂记》所记并不完全准确。
汉代通行跪坐，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。
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，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（图75）。
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，在当时十分罕见（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20～223页）。
榻上、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。
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。
《急就篇》：“蒲蒻蔺席。
”注：“蒻，谓蒲之柔弱者也。
蔺草名也，亦莞之类也。
蒲蒻可以为荐，蔺草可以为席。
”荐，即长卧席。
《汉书?文帝纪》载，文帝“以菀蒲为席”，以示其俭。
又《东观汉记》载：“郭丹师事公孙昌，敬重，常持蒲编席。
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：“菀席二，其一青缘，一锦缘。
”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，完好的有二件，一件长219厘米，宽81厘米，另一件长222厘米，宽82厘米，席边均用黄绢包缝，边宽20厘米左右。
据《盐铁论?散不足》，先秦时庶人用“单蔺籧篨”。
所谓“籧篨”，指粗竹席，汉时同样流行。
竹席或成为床笫，其精细的称为簟。
《东观汉记》：“殇帝诏有荏弱平簟。
”又《西京杂记》：“会稽献竹簟供御，世号为流黄簟。
”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，为民间样式。
其色灰，席纹作人字形，用薄蔑片编制而成（《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》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8期）。
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，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。
《释名》：“貂席，连貂皮以为席也。
”又《西京杂记》：“昭阳殿设缘熊席，毛皆长一尺余，眠而拥毛自蔽，望之者不能见也，坐则没膝其中，杂薰诸香，一坐此席，余香百日不歇也。
”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，尊者必有专席。
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，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，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。
朝会时，为了优礼功臣耆儒，常常也设专席。
《后汉书?王常传》：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，位次与诸将绝席。
”又《张禹传》：“张禹为太傅，尚书，邓太后以殇帝初育，欲令重臣居禁内，乃诏禹与三公绝席。
”东汉时，为了提高尚书令、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，于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起，朝会时皆专席而坐，所以京师号为“三独坐”（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4～235页）。
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，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。
在学校中，讲学时每人坐一席，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，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，就可以夺人之席。
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，可以重坐五十余席（《后汉书·戴凭传》）。
至于一般的寒士，如薛惇就“坐无完席”了（谢国桢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67页）。
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，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、椅等家具。
然而实际上，汉代虽然无椅，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。
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，上置一圆底小罐。
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，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（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，而是“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”。
见《论汉代无桌》，《文博》1982年第5期）。
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，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。
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，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，所以可以被确认（图76）。
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，形制较原始，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。
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。
《论衡?感虚篇》又《是应篇》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，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：“厨门木象生肉足，乃得归。
”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。
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，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。
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，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，所以说“生肉足”。
《晋书?顾恺之传》：“恺之尝以一厨画，糊题其前，寄桓玄。
”也应是此类厨。
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，厨顶作屋顶形，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，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（图77）。
《广韵?上平声十虞》：“■，帐页，似厨形也。
出陆该《字林》。
”可知厨形似幄帐，正与上述壁画相合。
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，厨顶仍作屋顶形，还沿袭着这一制度。
与厨相比，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，如《楚辞?七谏》：“玉与石其同匮兮。
”《汉书?高帝纪》：“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契，金匮石室，藏之宗庙。
”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（图78），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，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匀称协调，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。
汉代还未
”又用于见吏，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，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，三个小吏模样的人，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（《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》，《考古》1966年第2期）。
宴饮时，榻更为常设，或主人自坐，或与宾客共坐。
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（图72）中，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，中间设食案，榻上还施以幧帐，一边饮酒，一边欣赏歌舞（《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》，《考古》1960年第1期）。
另外，还有一种特小之榻，配以榻登，用于登大床。
《释名》：“榻登施大床之前，小榻之上，所以登床也。
”（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8～239页） 床比枰、榻都大，兼供坐、卧。
一般为木制。
《御览》卷七零六引《后汉书》：“羊茅为东郡太守，夏日坐一榆木板床。
”也有石制者，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，长159厘米，宽100厘米，高18厘米，可容一人卧息。
在汉代，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，如《风俗通义?愆礼篇》：“南阳张伯大，邓子敬小伯大三年，以兄礼事之。
伯卧床上，敬寝下小榻，言常恐，清旦朝拜。
”大床常在一侧设屏、背后设扆，合成“屏扆”。
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（图73）。
汉代人在床、榻上的坐姿，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，因此，坐久了会感到累，甚至产生如《韩非子?外储说左上》提到的“腓痛、足痹、转筋”等现象。
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，膝纳于几下，肘伏于几上。
这种几被称为凭几，其几面较窄，一般在20厘米左右。
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，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。
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，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，颇为别致。
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，有的装四条栅状足，有的只装一条曲足，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，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（图74）。
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，木质部分已经朽失，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，其上部装合页，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。
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，几足有上下两层，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，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，结构很精巧。
在冬季，几上还加铺织物，如《西京杂记》卷一：“汉制天子玉几，冬则加绨锦其上，谓之绨几，公侯皆以竹木为几，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，不得加绨锦。
”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“素长寿绣机巾一”，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，可见《西京杂记》所记并不完全准确。
汉代通行跪坐，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。
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，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（图75）。
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，在当时十分罕见（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，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220～223页）。
榻上、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。
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。
《急就篇》：“蒲蒻蔺席。
”注：“蒻，谓蒲之柔弱者也。
蔺草名也，亦莞之类也。
蒲蒻可以为荐，蔺草可以为席。
”荐，即长卧席。
《汉书?文帝纪》载，文帝“以菀蒲为席”，以示其俭。
又《东观汉记》载：“郭丹师事公孙昌，敬重，常持蒲编席。
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：“菀席二，其一青缘，一锦缘。
”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，完好的有二件，一件长219厘米，宽81厘米，另一件长222厘米，宽82厘米，席边均用黄绢包缝，边宽20厘米左右。
据《盐铁论?散不足》，先秦时庶人用“单蔺籧篨”。
所谓“籧篨”，指粗竹席，汉时同样流行。
竹席或成为床笫，其精细的称为簟。
《东观汉记》：“殇帝诏有荏弱平簟。
”又《西京杂记》：“会稽献竹簟供御，世号为流黄簟。
”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，为民间样式。
其色灰，席纹作人字形，用薄蔑片编制而成（《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》，《文物》1978年第8期）。
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，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。
《释名》：“貂席，连貂皮以为席也。
”又《西京杂记》：“昭阳殿设缘熊席，毛皆长一尺余，眠而拥毛自蔽，望之者不能见也，坐则没膝其中，杂薰诸香，一坐此席，余香百日不歇也。
”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，尊者必有专席。
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，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，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。
朝会时，为了优礼功臣耆儒，常常也设专席。
《后汉书?王常传》：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，位次与诸将绝席。
”又《张禹传》：“张禹为太傅，尚书，邓太后以殇帝初育，欲令重臣居禁内，乃诏禹与三公绝席。
”东汉时，为了提高尚书令、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，于建武元年（公元25年）起，朝会时皆专席而坐，所以京师号为“三独坐”（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，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34～235页）。
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，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。
在学校中，讲学时每人坐一席，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，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，就可以夺人之席。
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，可以重坐五十余席（《后汉书·戴凭传》）。
至于一般的寒士，如薛惇就“坐无完席”了（谢国桢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67页）。
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，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、椅等家具。
然而实际上，汉代虽然无椅，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。
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，上置一圆底小罐。
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，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（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，而是“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”。
见《论汉代无桌》，《文博》1982年第5期）。
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，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。
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，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，所以可以被确认（图76）。
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，形制较原始，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。
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。
《论衡?感虚篇》又《是应篇》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，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：“厨门木象生肉足，乃得归。
”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。
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，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。
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，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，所以说“生肉足”。
《晋书?顾恺之传》：“恺之尝以一厨画，糊题其前，寄桓玄。
”也应是此类厨。
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，厨顶作屋顶形，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，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（图77）。
《广韵?上平声十虞》：“■，帐页，似厨形也。
出陆该《字林》。
”可知厨形似幄帐，正与上述壁画相合。
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七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，厨顶仍作屋顶形，还沿袭着这一制度。
与厨相比，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，如《楚辞?七谏》：“玉与石其同匮兮。
”《汉书?高帝纪》：“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契，金匮石室，藏之宗庙。
”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（图78），河南灵宝与陕县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，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匀称协调，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。
汉代还未